受苦的靈魂：從深度心理學看痛苦的經驗與轉化

作者簡介

萊儂・科貝特（Lionel Corbett）

在英國接受醫學訓練，為個人執業的精神科醫師和榮格分析師，亦為美國加州帕西菲卡研究學院（Pacifica Graduate Institute）深度心理學教授。他的主要專業興趣為心靈的宗教功能、榮格心理學和精神分析的結合，以及心理治療進展如何能是一種靈性操練過程。

他著有眾多專業論文和七本書，包括《心靈與神聖》（Psyche and the Sacred）、《心靈的宗教功能》（The Religious Function of the Psyche）、《受苦的靈魂》（The Soul in Anguish）等書；也是四卷論文集包括《心靈的故事》（Psyche’s Stories）、《深度心理學》（Depth Psychology）等的合編者。

審閱者簡介

蔡怡佳

美國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 宗教研究博士，杜根大學（Duquesne University）心理學碩士，台灣大學心理學碩士。現為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開設宗教心理學、生態心理學、宗教修行與轉化、宗教與障礙研究等課程。近年之研究主題包括宗教經驗、自然中的靈性體驗，以及繪本與生態靈性。著有《宗教心理學之人文詮釋》，並與其他學者創辦《複眼重讀：宗教學與人文心理》網誌。

譯者簡介

楊娟

應用心理學碩士，畢業於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院。【有知心理】創始人。中國心理學會臨床與諮商心理學註冊心理師。譯有《牛津通識讀本：抑鬱症》，合譯多部專業著作。（負責翻譯本書前言、第一、二、五、六、七、九、十與第十二章）

曲海濤

心理學碩士，畢業於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院，參加過中美精神分析、中美亞隆團體等連續培訓專案；中國心理學會臨床與諮商心理學註冊心理師，國家二級心理諮商師。目前就職於高校心理中心，合譯多部專業著作。（負責翻譯本書第一、二、三、四、六、八與第十一章及後記、終曲）

｜推 薦 序｜ 基督徒為什麼要聽無神論者談苦難？／許德謙
｜推 薦 語｜
｜譯者序一｜ 人類的痛苦永無停歇，好在，有人看見／楊娟
｜譯者序二｜ 沒有痛苦，就沒有幸福／曲海濤
｜前 言｜

｜第 一 章｜ 導論
痛苦與心理治療
精神上的痛苦
痛苦與心理治療師的訓練
心理治療的道德層面
心理治療師的世界觀與人性觀
大腦、心靈與痛苦
心理治療中的價值觀和假設
心理治療實務中的痛苦
憂鬱和抗憂鬱藥物的使用：一個用我們的方法處理痛苦的實驗案例
痛苦的轉化作用

｜第 二 章｜ 痛苦的形式
由痛苦的情緒所導致的苦痛
嫉羨帶來的痛苦
被嫉羨
對嫉羨的心理治療
因不隨波逐流的觀點而受苦：蘇格拉底和賽麥爾維斯
疏離的痛苦
孤獨
治療孤獨的方法
憎恨是痛苦的根源
心理治療中的憎恨
自我憎恨
促成憎恨的社會因素
代罪羔羊的痛苦
代罪羔羊的複雜性
貧困導致的痛苦
欲望導致的痛苦
處理由欲望導致的痛苦
悲傷
悲傷的心理治療
慢性悲傷
哀悼是創造性的過程
殘忍
殘忍的心理根源
對動物的殘忍行徑
拷問

｜第 三 章｜ 神聖的痛苦
聖痕
自殘：來自宗教信仰，還是神經症的驅使？
犧牲、痛苦和命運
犧牲所涉及的心理動力因素
痛苦、自我犧牲和殉道
殉道者與受虐狂
代罪羔羊的犧牲
關於自我犧牲和自我愛護

｜第 四 章｜ 痛苦對人格的影響
痛苦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
因應痛苦：保護與轉化
痛苦對人際關係的影響
對改變的阻抗
關於絕望、希望和信念
痛苦所導致的自殺
自殺的動機
自殺可以是合理的嗎？
治療自殺傾向患者的注意事項
對悲劇故事的享受：為什麼我們喜歡看別人受苦？

｜第 五 章｜ 幫助受苦者
利他主義
利他主義和社會生物學
社會心理學與利他主義
是否存在利他主義人格？
列維納斯對心理治療的重要
旁觀者效應
預防痛苦所造成的人格受損
與受苦者的照顧者進行心理治療
慈悲、同情、同理心、可憐和安慰
治療的臨在與心理治療中的超個人自性
助人的心理面向
治療師對痛苦的消極反應：耗竭和慈悲疲憊
治療作用
對痛苦的執著：菲洛克特底神話

｜第 六 章｜ 靈性與宗教的解方
引言
神義論
與基本教義主義者進行心理治療
宗教應對痛苦的方法
猶太教應對痛苦的方式
基督教應對痛苦的方式
伊斯蘭教應對痛苦的方式
佛教應對痛苦的方式
印度教對待痛苦的方式
克里希那穆提
西蒙娜．韋伊
從非二元的視角看待痛苦
無神論和西方世俗文化對待痛苦的方式
痛苦經歷中的聖祕體驗
匿名戒酒互助會的靈性面向
痛苦與深度心理學對於靈性的探究
新時代思想
是神造成了痛苦和邪惡嗎？宗教是否傾向於忽視神的黑暗面？

｜第 七 章｜ 應對痛苦的各種心理治療取向
心理治療理論基礎的假設和前提
用認知行為療法治療痛苦
認知行為「以證據為基礎」中的證據問題
對證據的質疑

｜第 八 章｜ 痛苦與發現意義
意義的重要性
痛苦的消極意義和積極意義
意義的來源
意義與靈性
尋找意義
對尋找意義的忠告
評估的重要性
榮格
維克多．法蘭可
意義與慢性疼痛
恐懼管理理論及其意義
用哲學諮商的方法處理痛苦
哲學諮商的問題

｜第 九 章｜ 痛苦即閾限
閾限
我們文化中的閾限過程
神話中的痛苦
再結合（Reincorporation）
心理治療和儀式過程

｜第 十 章｜ 徹底接受痛苦：臣服的過程
接受的需要
宗教傳統中的臣服
心理治療中的臣服
臣服與屈從
受虐的痛苦
對詞源的探索

｜第十一章｜ 痛苦、宿命和命運
痛苦注定要發生嗎？
心理學對宿命問題的貢獻
榮格對宿命的態度
存在主義的方法
天命
宿命與共時性
自由意志
運氣的心理學

｜第十二章｜ 疾病帶來的痛苦
疾病的體驗
在疾病中尋找意義
與性格結構有關的疾病
關於身心症或心因性疾病的問題

後記
終曲
參考書目

推薦序

基督徒為什麼要聽無神論者談苦難？
許德謙（精神分析師、牧師／心靈教育導師）

榮格曾寫道，我致力面對的一群對象是那些經驗到光明消逝、奧祕褪色和上帝已死的人（CW 11para. 148）。那一群人正是傳統西方宗教（特別是基督宗教）漸漸失去的信眾。相信這群人在華人基督宗教群體裡為數不少：他們可能在靜修營尋求靈性導引（spiritual direction），也可能是近年神學院熱門的靈修課程的進修者———學習不同的默觀祈禱、靈性分辨和明白神的心意，或是在輔導室裡述說他們的困惑、當中也有轉向新興宗教尋求解脫的人。他們很多已經過了皈依初期的熱忱、生活遭遇困頓，但上帝沒有及時解救，於是基礎信仰框框開始動搖；也有些是信主多年，中年遇上離婚、婚外情、事業失敗、重病等，整個人生觀都崩潰了，上帝好像退場了……這些原先有信仰的人，在這個階段，除非他們繼續用物欲去麻痺心靈，否則若他們肯安靜下來，其實都發覺內心的渴求———需要尋索繼續活下去的生命意義和價值，不然就只能行屍走肉、表裡不一致地活。當然也有人乾脆離就開信仰。

苦難是什麼？簡言之，苦難就是擊碎「日常」、帶你進入另一個「無常」時空的重大打擊，那裡，素常以為世界應有的運作原則（諸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多運動=健康」、「不抽煙=不會有肺癌」、「多勞多得」等），完全失效。

「用錢可以解決的問題不是問題！」面對頑疾或絕症的有錢人都明白這個道理。如果名利富貴都不能解救，還有什麼可以支撐一個人於逆境中堅持活下去而不尋死？苦難考驗一個人的人格至深處，把你藏在最心底的價值觀都掀出來，挑戰你的人格韌性和視野。如果上帝好像祂對待約伯那樣，讓苦難來探訪你，你最好準備一些存貨，免得苦難的風暴襲來，將你的家當翻箱倒櫃（籠），發現你的精神價值倉庫竟一無所有。

認識一些基督徒，在家裡遭遇危難時，沒有向教會求助。細問之下方曉得：因為想避免聽到基督徒用一些陳腔濫調（滾瓜爛熟但已失去意義的聖經金句）或公式化的關懷語（我為你祈禱、要對上帝有信心），或太過熱心將隱私公諸於世，造成額外的壓力。

面對苦難有什麼不同的想像呢？這位無神論作者科貝特博士帶你走過不同的宗教（不止是基督宗教），穿越不同宗教建制和神職人員代表的信仰外殼，直指榮格提出的「心靈的宗教功能」（religious function of the psyche）*，也就是普世人類靈性追求的終極關懷，其透過神哲學和心理治療對苦難的論述，開闊讀者的視野和思維。

* 榮格相信，心靈具有內在的宗教功能，會產生具超越性的意象（CW 12，par. 14），這些都是宗教及教義的原始材料，是人類有宗教經驗的基礎。這些意象雖不是神聖／上帝本身，但科貝特相信它們是來自心靈超越現實的象徵性表達，所以靈性（spirituality）早已深深植根於我們的心靈結構中。（參：Lionel CorbettThe Sacred Cauldron: Psychotherapy as a Spiritual Practice. Chiron Publications2011。第四章談論的形象的發展和自性〔Self〕的象徵。）

新約聖經中的約翰和保羅都有基督徒活「在基督裡」（In Christ）的神祕主義論述，也可說是支持「神聖內住」的神學思想。縱使科貝特不是有神論者，但也無法阻止基督徒解讀其作品時，依然相信人有宗教經驗，是因為神聖（或聖靈）的內住。

華人教會的神職人員面對苦難，有很多經年累月沒有更新的條件反射式反應。有些基督徒諮商輔導員因缺乏神學訓練，沒有把握和來訪者談靈性課題；但苦難和靈性卻關係密切。既然苦難是基督宗教神職人員和諮商輔導員不能避免的課題，科貝特在此有助於跳出框框思考；除了祈禱求神跡奇事，還有許多不同的可能性。個人認為，第二章講論「痛苦的形式」和第六章談及「與基本教義主義者進行心理治療」，對臨床陪伴工作者（特別是醫院的院牧）饒有參考價值。

日常工作大部份時間為病人開藥的基督徒精神科醫生，相信會有内心掙扎：明明知道人有靈性，可是精神科藥物生產商背後的基本信念就是確信藥物可以控制症狀，精神科醫生也無意中支持主流文化「症狀消退了就是治好了」的迷思。（聲明：我不反對轉介病人看精神科醫師、舒緩他們的症狀）科貝特於書中的神哲學反思，加上結合精神分析及榮格心理學的個案剖析，相信會讓醫師更立體地看人性和精神疾病，對受苦的病患有更深的尊重。

作者父親是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他自己是急性白血病的的生還者，可說是和死亡擦身而過，且他的心理治療對象遍及許多癌症病患和不同宗教的信徒，因此他對苦難的反省是以許多人的經驗為基礎的；無形中，作者也是以苦難為主題，作跨文化的宗教對話。

作者自己雖不從屬任何的宗教團體，然而，當我讀到書中這段有關陪伴苦難者的態度，卻彷彿看到耶穌基督「道成肉身」（theology of the cross incarnated）的身影：

直面他人的痛苦是對心理治療師始終不變的要求。與痛苦的人進行治療時，我們必須做好準備，有意識地參與到他們的痛苦中，視彼此的痛苦為人類共同苦難的一部分。這是心理治療中靈性實務的一部分，心理治療師在聽到帶有強烈痛苦情感的故事時，絕對不能迴避或抵抗他或她所感受到的痛苦，這樣才會有效。允許自己感受他人的痛苦，是心理治療師有意識的犧牲，很可能是療癒的關鍵。（出自第一章導論）

恕我直率，這豈不是已故的天主教耶穌會神學家拉內（Karl Rahner）所講的「無名的基督徒」（anonymous christian）化身嗎？

本人在教會打滾多年，見了不少宗教騙子；千帆過盡，那些快捷亮麗的應許，再吸引不了我。筆者遇過不少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整個信仰軟件都沒有更新（停留在小學和初中階段的信仰），要不是只剩下一些老掉牙的金句來苟延靈命，就是陷於靈性黑夜而不自知，苦無出路。你若感到信仰停滯又願意尋索，就迎向科貝特的挑戰吧！你不須要完全認同他的觀點，但經過這位智者的沖刷，與迴避他相比，相信可以幫助你的信仰，去蕪存菁，站立更穩。筆者並不認為在亞洲和非洲的基督宗教與當代人的經驗脫節，相反，基督徒越能迎向時代的挑戰、回答無神論者的詰問，未來基督宗教將更加有生命力，回應時代的需要。

譯者序

人類的痛苦永無停歇，好在，有人看見
楊娟

歷經四年，這本書終於有機會得以面世。最初我接手這本書時，對榮格學派還知之甚少。現在想來，也是“初生牛犢不畏虎”。翻譯的過程中，我常常被科貝特博士廣博的知識、深邃的洞察所折服，也逐漸被榮格學派所吸引。如果說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考古學，那榮格學派則更像一本百科全書，它貫古通今，並常在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間跳躍。

但這本書，我想也不應被學派所限制，讀者們也不用被某些名詞所嚇到，這本書探查的是人類最深刻的情感。如果你是心理專業工作者，應該要瞭解此書，它會幫助你思考，增加你的洞識，也許你會向我一樣，被文中精妙的見解所吸引、常常驚歎這些一針見血的評述可謂恰到好處。如果你非心理專業人員，也不用擔心，我想你會對人類的某些情感、某些狀態感到好奇才會拿起此書，又或者，你正陷入某些痛苦，想要找到一點依靠，我相信你也會在此書中得到回答、得到慰藉。

我曾經學習過一些不同的心理學理論與流派，有時候也不經自問，心理治療究竟是在做什麼？這數十種的心理治療方法究竟有何不同？在這本書裡，我找到了答案。心理治療的根本，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理解、是一顆心與另一顆心的靠近。人類的痛苦有兩種主要的類型，一種是由人類無法掌控的外在所帶來的痛苦，如疾病、死亡、戰爭等等，一種是由我們的內在衍生出的痛苦，如孤獨、嫉妒等各種情緒所致的痛苦。當然，人類的痛苦無法以這樣二分化的形式進行區分，真實的痛苦往往是複雜與多面的。當一個人因為痛苦走進治療室時，他最需要獲得的是什麼？患者們常常會說：我想要解決問題。但問題真的能夠被解決嗎？作為治療師的我們，常常和患者一樣無力，我們也沒有答案，或者即使我們有，那是對患者來說最好的答案嗎？我們能做的，可能只是陪伴、是見證與理解。我們無法幫助患者改變他的現實，我們能做的，是作為另一個人的同在，陪著他、熬過那段難捱的時間。那不同的心理治療方法又有何區別？我想，那是不同的通往心靈的路。有人喜歡寬敞的柏油馬路，有人喜歡小街小巷，有人喜歡林中野路。如果最終都能到達目的地，那這些路的區別，倒也不那麼重要了。但有一點，作為治療師，當你選擇某條路的時候，除了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也是相當重要的。某個流派的哲學背景為何、它對於人性基於什麼樣的假設又它與你的個人特質是如何匹配的？無論治療師與患者，我們都需要選擇適合自己的路。

能夠翻譯此書，首先要感謝王浩威老師的鼓勵與認可，浩威老師持續在華語世界引入如此多的好書，這需要足夠的能量與胸懷，同時也要感謝心靈工坊的嘉俊總編輯以及美君編輯，你們的耐心等待以及細緻工作，這本書才得以面世。也要感謝本書的審閱蔡怡佳老師。怡佳老師的修正為本書增彩許多。

感謝成顥與魏冉，你們不僅是生活中的好夥伴，也是事業上的好搭檔，同時也是專業且優秀的譯者。在此書的翻譯過程中給了許多重要且深刻的意見與建議。感謝我的搭檔海濤，我們常常相互督促、相互校正，在每一個困難時刻，也多虧你的激勵。感謝我的先生和可愛的女兒，有你們的支持，我才能全心投入翻譯與治療的工作。

最後也想向臺灣的讀者先說一聲抱歉，我生長在南京，雖然我們同處華語世界，但是在某些遣詞造句和語法表達上，也許總有不同。當你讀到某些句子，好像知道它在講什麼，但總覺得哪裡怪怪的，不用擔心，那不是你的錯，也不是作者寫的不好，也許正是那些微的文化差異在作祟。就像人類的情感是共通的，文字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交流，那些細枝末節，就讓它隨風去吧。

人類的痛苦永無停歇，好在，有人看見。

前言

「痛苦」常常是人們尋求心理治療的核心問題。這本書描述了痛苦的主觀體驗、論述了痛苦的成因和性質，並提供以深度心理學為理論基礎的痛苦處理方法。我認為心理治療師關注的重點應該是個體痛苦的獨特性。目前，心理衛生領域主要關注的是診斷，但對心理治療師而言，診斷在處理患者痛苦方面的幫助，往往是非常有限的。相同診斷的人很可能承受著截然不同的痛苦，因此診斷所關注的焦點往往與患者的生活經歷相距甚遠，尤其是那些教科書中沒有提及的情況。心理治療師常常會經歷某些時刻，需要他們作出最深刻的人性回應，有時甚至超出了我們使用的心理治療理論模型所能解釋的範圍。每個人的痛苦都是獨一無二的，我們無法用客觀的方式來看待人類的痛苦。我們所經歷的痛苦也影響我們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當我們遭受強烈的痛苦時，可能會透過痛苦的濾鏡來看待世界。這本書試圖擴展心理治療的框架，來幫助心理治療師和受苦之人，讓他們以新的治療框架去處理那些他們正面對的不幸。

目前我們以研究為基礎的許多心理治療模型，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對患者的幫助可能非常有限，因為任何心理治療的研究方法都是基於某種研究形成假設，而這些假設會限制我們對人的理解。尤其量化人類經驗的方法很難捕捉到我們主觀經驗的豐富性，或是無法正確合理地看待人類痛苦的深度和複雜性。這種量化的嘗試往往只關注某些狹隘的局部，而且是研究者感興趣的面向，常常忽略了對受苦之人來說最重要的東西。許多當代心理治療的評論家指出，心理學和心理治療的實證主義、「實證」（evidence-based）醫學和自然科學等模型，並沒有考慮那些關於人類存在的重要因素（如Slife，1995，2005）。對心理治療師來說，這些研究並不是唯一有效的，因為我們生活的許多方面並不能透過這樣的方式來驗證。

現代心理學理論的這種「循證」傾向受到了許多尖銳的批評，它們看起來似乎是客觀、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實際上卻隱瞞了一種意識形態，並偷偷宣揚了某種特定的文化和道德價值觀（Richardson, 2005）。許多作者強調，心理治療並不只是針對行為和心理層面的操作，甚至也不僅限於緩解痛苦；心理治療還有助於發現我們經驗的意義，促進人格的全面發展。對我和許多心理治療師來說，關注人類經驗所揭示的意義，遠比那些以實證主義科學方法為基礎的心理治療有用得多，因為通常這些科學的方法並不適用於個體的獨特脈絡。

在心理治療的實務工作中，我們會遇到一些患者，即使以目前的理論和所學知識都遠遠無法理解他們的情況。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心理治療師拒絕使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簡稱DSM），因為DSM試圖用單薄的描述將人歸納到某個概念或抽象類別中，那勢必會削弱人類苦難的複雜性。在某些圈子裡，他們使用固定公式，將痛苦簡化為大腦機制，或是機械的、習得的過程，或是某種認知錯誤（Horwitz, 2002; Carlat, 2010）。這些方法忽略了人的奧祕，也不能幫助我們真正理解到人，因為人總是比這些理論複雜得多。像心理治療的手冊化理論一樣，診斷手冊也有著同樣的風險，即過度縮小我們關注的焦點，而限制了我們理解他人痛苦的能力。

刺激我寫這本書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我一直教授研究生和分析師候選人關於榮格和精神分析治療的課程。許多學生的工作環境仍然要求他們使用DSM進行診斷，即便個案的具體生活情境和人際問題會在治療過程中出現，以及複雜的心理治療關係的建立，個案的診斷卻逐漸隱沒為背景。診斷之後，心理治療師就要在患者之痛苦的層次上工作，而不是在那些遠離體驗的抽象分類層次上工作。

我對痛苦問題的興趣另一個來源是它的靈性意義。這對心理治療師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越來越多的人與傳統宗教相距甚遠了。過去，傳統宗教常常為人們的生活困境提供解答和意義，但現在人們已經不再尋求宗教的幫助。不過，許多人有自己獨特的靈性形式，用自己的方式尋找意義。所以，有時心理治療師會在這個探索的過程中承擔實際（de facto）的靈性導師角色（Corbett, 2011）。值得慶幸的是，在心理治療中談論靈性並不是禁忌。另一個使我對痛苦感興趣的動機，是我父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經歷，二戰期間他被關進布亨瓦德（Buchenwald）集中營，這件事從根本上影響了我童年時家庭的情緒氛圍。

還有一個使我關注痛苦問題的原因是，我罹患重疾的經驗。二〇〇八年，我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最終成功進行了骨髓移植。我在兩家醫院待了幾個月，期間遇到許多不同類型的醫護人員。我很幸運地從我的妻子、家人、朋友，以及帕西菲卡研究所〔Pacifica Graduate Institute〕同事那裡得到了大量情感和生理上的支持。同樣幸運的是，在我職業生涯的早期，我曾從事過照會精神醫學*（譯註：照會精神醫學〔consultation-liason psychiatry〕：主要是精神科醫師發揮其精神醫學的專業知識和技術協助其他專科領域的醫療。）的工作，為許多癌症患者進行心理治療。我非常熟悉如何在癌症患者的治療過程中使用意象和冥想，而且很榮幸，我擁有榮格學派分析師的背景，所以我也盡我所能地分析自己那些跟疾病有關的夢和意象。

生病期間，最令我震驚的是，醫護人員並沒有嘗試在情感或精神上給我任何支持或安慰。雖然我很感激這兩家醫院的醫生和護理人員，他們在技術上很專業，我相信這也是為什麼我能挺過一場可能致命的疾病。然而，我們的談話總是關於藥物、血球計數、疼痛以及其他身體問題，但這些並不是讓我感到痛苦的全部原因。整個治療期間沒有一個醫護人員問過我任何一般人類會問的問題，比如我是否害怕死亡、疾病對我的家庭有什麼影響、疾病如何影響我的精神世界、疾病對我意味著什麼、疾病對我職業生涯和人格的影響等等。和討論那些引起痛苦的症狀相比，討論痛苦的意義似乎顯得太困難，或甚至從來沒有人想到要問這些問題。雖然我能夠很明顯地感覺到這些醫護人員盡其所能地完成他們的專業任務，但是只有少數人讓我感受到情感的關懷。事實上，他們其中一些人非常機械，情感遙不可及，治療方式也讓我感覺很遙遠，顯然他們不願意與一個可能死去的人有任何情感的連結。我常常覺得我不應該對他們提出任何超乎尋常的要求，才能配合他們對保持距離的需要。不過，也有其他來看我的人，對我敞開心扉，他們的臨在閃耀著療癒的光芒。

患者的疏離感來自醫生以及醫療技術去人性化的影響，這些問題廣為人知且由來已久（Odegaard, 1986）。醫學上對疾病的關注一直深入到分子和基因層面，但醫生並不將患者的心理狀態和人格因素置於眼界之中，以至於對患者痛苦的理解變得很有限。即使醫生希望能夠在臨床實務中融入一些心理面向的照顧，他們所處的行政結構可能也不允許。

人類的痛苦對心理治療師非常重要，對醫學、哲學、宗教，乃至整個社會也非常重要，這不僅僅是因為痛苦讓我們思考生命的意義。除了一些明顯的例外，例如臨終關懷運動，我們的社會在對待痛苦時很可能是麻木不仁的。許多痛苦的人都被邊緣化，感到被孤立；《獨立宣言》中所銘記的「追求幸福」是他們所無法擁有的。我們甚至會問，對痛苦的關注是否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們的民族價值觀背道而馳，如神話中的樂觀主義與自給自足等。關於「痛苦的意義」這樣的問題似乎已經被貶謫到文化無意識中了，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當痛苦襲來時，我們會感到驚訝。如果我們可以接納痛苦的重要性，而不是繼續抱有幻想，以為如果我們好好生活，就可以無限期地避免痛苦，或是以為使用適當的藥物、政治制度或技術就可以解決問題，那麼，痛苦對我們的社會也將是非常有價值的。榮格曾指出（CW 11, para. 291）：「那些與生活緊密相關的痛苦是無法迴避的。」人類的進步和創造力源於痛苦（同上，para.497）。或者說：「沒有痛苦，就沒有意識的覺醒。」（CW 17, p.193）

有些人希望不再將痛苦視為一種病態，我希望加入這些發聲的行列之中。我們也許應該將某些類型的痛苦視為正常，將涵納痛苦的能力視為人類整體的一個面向，有時甚至是發展所必須（Davies, 2012）。有時，痛苦可能有轉化作用，甚至有救贖作用。用榮格的話來說（CW16, p.81）：「心理治療的主要目的不是把患者帶到一種不可能實現的幸福狀態，而是幫助他在面對痛苦時，擁有堅定和智慧的耐性。」心理治療的問題在於如何達到這一目的，尤其是當患者的痛苦難以治癒或不可逆轉時——我希望這本書將有助於實現這一目標。

在本書中，我提到了伊曼努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作品，他認為減輕他人的痛苦是絕對的道德義務。對他來說，生命的意義不僅僅依賴於我們在世界上的日常經驗（哲學家稱之為本體論），事實上，他認為我們對他人的責任才是根本（Manning, 1993）。不過，列維納斯並不是全然支持心理治療的。他對心理學理論懷有敵意，因為他擔心這些理論會侵犯到我們的自我（例如，當DSM診斷削減了人類痛苦複雜性的時候）。他認為一個人的經驗應當優先於任何分類；任何強加的分類，都可能會限制我們理解人的能力。列維納斯認為人際關係所包含的內容遠比我們的理論和診斷多得多。他的工作一直受到批評，因為這些想法沒有為人類的痛苦提供多少實際的幫助（Hutchens, 2007）。儘管如此，列維納斯為心理治療的實務提供了一種態度和哲學背景，一些關係學派的心理治療師以他的理論為工作，因為他強調了人的主體性和互為主體結構（Orange, 2011）。對列維納斯來說，人類就應該要對他人負責。堅持這種主張需要某種實證驗證似乎是不必要的。

我在這本書中用「患者」（patient）這個詞表示接受心理治療的人，而不是用「個案」（client）這個流行詞彙，並非因為醫學模式在心理治療中有什麼價值，而是因為「患者」這個詞的拉丁語詞源意思是「一個耐心地忍受痛苦的人」。相較之下，「個案」暗示著與顧客一種純粹的商業關係，從詞源上看，它與拉丁語單詞「追隨者」（follower）或「依靠他人的人」（lean on another）有關。

心理治療之外的許多學科都試圖處理人類的痛苦，我只需提及經濟學、宗教和社會科學。他們的貢獻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主要是針對心理治療師，尤其是這領域的學生，也因為這是我的專業興趣所在。我用「深度心理治療」這個術語來區分認知行為療法和那些重視無意識的療法。這個詞彙在語法上很彆扭，因為「深度」不是一個形容詞，但這個詞卻是常用的表達方式。

我會盡可能多運用西蒙娜．韋伊（Simone Weil）的研究原則：「探究的方法是：一旦我們想到了什麼，就試著想想看，在怎樣的情況下，相反的想法會是正確的。」（2002, p.102）